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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郝晓光和他的竖版世界地图 :让世界“竖”起来
2016-05-23| 【 】|阅读次数: |文章来源:

  200多人的会场,先是鸦雀无声,继而私语嘈杂。  

  “错了,美国在中国的北面,而不是东面。”

  台上,专家正在介绍二代北斗卫星系统的布局方案,同为演讲嘉宾的郝晓光忽然站起来“纠正”。

  时隔多年,说起那一次的“挺身而出”,这位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还难抑得意,“蛮像一次壮举。”

  2006年10月的那次卫星导航系统研讨交流会上,按照专家介绍的方案,北斗卫星优先覆盖中国及周边地区,向东,越过国界延伸几千公里,而向北,只覆盖到中国版图的最北端。

  “明显忽略了‘北冰洋方向的战略需求’。”郝晓光拿出自己编制的北半球版世界地图,比划着说:“当时‘北斗二代’覆盖范围的策略,主要依据的是传统世界地图所展现的中国与世界的地理关系,考虑的是‘太平洋方向的战略需求’。但实际上,就像这幅地图展现出的,横穿北冰洋才是中国与美国之间更近的线路。”

  令郝晓光欣慰的是,尽管自己让专家下不来台,但当气顺理明之后,有关部门还是采纳他依据新编世界地图提出的建议,调整了设计方案。

  郝晓光绘制的新版世界地图,有东、西、南、北半球4个不同版本,改变“北斗二代”设计覆盖范围的是北半球版。在这张地图上,北冰洋成了中心,被北美洲和亚欧大陆上下环抱,“美国在中国的北边”。

  最别致的是南半球版。这是一张竖版地图,印度洋位居中心,以往偏居南端、“被压成横条”的南极洲,得以“本来面目”示人,宛如一只开屏的孔雀。

  中国地理学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单之蔷表示,自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画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坤舆万国全图》之后,400多年来,中文世界地图就没有脱离出这个框架,而郝晓光的新版世界地图,颠覆了过去单个角度看地球的“世界观”。

  早在2002年,郝晓光就编制完成4个版本组合的《系列世界地图》,并陆续在航空、科考等多个领域应用,但直到2013年,系列地图才拿到“准生证”,得以公开出版。

  眼下,郝晓光正谋划让系列地图进学校、入教材,把三维地球最全面地展现在平面上,让世界的另一副面孔为世人熟知。

  以一己之力,挑战国人400多年的“世界观”,难度显见,坎坷几何?

  

 

  郝晓光主编绘制的竖版世界地图(北半球版)。资料图片  

  有横版地图,为何没有竖版地图? 

  从传统地图上看,中国版图是东西更长,还是南北更长?

  北京飞纽约,是太平洋航线更短,还是北冰洋航线更短?

  北冰洋是远离中国的“天涯海角”,还是需要密切关注的战略要地?

  4月10日,湖北武汉,在郝晓光位于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他指着墙上悬挂的竖版世界地图,自问自答:“看看这张地图,答案一目了然,都是后者。”

  说起地图来,58岁的郝晓光神采飞扬:“很多看惯了传统世界地图的人,都会答错。我的地图就是要让那些被隐藏的事实显而易见。”

  地球仪还不够显而易见吗?这是郝晓光面对最多的一个质疑:有地球仪精确描述世界,还有必要大费周章地重绘一张平面的世界地图吗?

  “地球仪可以准确地把握世界,但是它不具备一览性,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你都只能看到半个地球。”郝晓光坚持己见,地图能够弥补地球仪的局限,自有其广泛的应用空间——新编《系列世界地图》对北斗卫星覆盖范围北扩的贡献,即是例证。

  在对二代北斗卫星系统的布局提出建议7年之后,2013年,郝晓光收到一份有关部门出具的应用证明:“新编《系列世界地图》以独特的视角,准确表达了中国与世界的地理关系”“为我国二代卫星导航系统研制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

  同事刘根友介绍,郝晓光的本职工作虽然与地球相关,但不是研究地图的,起初,他只不过是想绘制一张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中文世界地图,“打破以往中国的世界地图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单一视角”。

  “郝晓光认为,我国通用的亚太版世界地图存在局限性,一是中国位于世界东方,但在地图上中国却位于中央偏左方,容易使非专业的读者对中国的地理位置感到困惑;二是在地图上,国际日期变更线既不是中央经线,也不是左端经线和右端经线,读者很难从地理分布上感受到日期的变更,容易造成时区概念上的混淆。”刘根友说。

  当郝晓光绘制了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拿给地图界的一位专家看时,这位专家提出了图中中国形状的变形问题。郝晓光解释:“传统世界地图上的南极洲变形更多。”专家随口回道:“那是谁也解决不了的世界难题。”

  竟然是个世界难题?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瞬间郝晓光似乎找到了奋斗的目标。

  郝晓光介绍,无论亚太版世界地图还是欧美版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都属于“经线世界地图”,适用于表达东、西半球的地理关系。“经线分割地球仪的投影方式,就好比把一只苹果纵向剖开拉平,必然会造成南北极地的变形,并且模糊与周缘地区的相互关系。”

  “比如,南极洲的面积为澳大利亚的1.8倍,但在传统的地图上,由于变形的原因,显示出来却是3.8倍。南极洲被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这三块大陆环抱,但在传统的地图上却表现为平行关系。”郝晓光认为,既解决南极洲变形的问题,又让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一张地图是不够的。

  “有横版地图,就应该有竖版地图,有东西半球版的世界地图,就应该有南北半球版的世界地图,否则不成体系,难以完整展现地球的面貌。”

  郝晓光提出了“双经双纬”编制《系列世界地图》的设计方案,一套为四版,前人已做过的东半球版(即亚太版)和西半球版(即欧美版)为“经线世界地图”,他创新的北半球版和南半球版为“纬线世界地图”。

  “就如一套服装衣裤有别、左右对称,才能全面装扮一个人,描绘地球也应该是东西南北4张地图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种符合真和美标准的组合。”郝晓光说。

  换一种“切法”,给地球画“全家福” 

  郝晓光决意换种方式“切开”地球。

  “你看这个地球仪,从理论上说,‘切开’它的方式有无数种,世界地图也可以画出无数张,但如何找出‘完美切割线’,能够被世界各地所接受,并不容易。”郝晓光办公桌上的地球仪,被从支架上卸了下来,或许是主人把玩太久,不少地方已经褪色。

  郝晓光说,一张能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地图,应尽量不切割某个大陆或者某个国家,并保证时区的完整性。

  不断试错,“离经叛道”的郝晓光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的“完美切割线”。在北半球版上,他沿着南纬60度把地球切割开来,而在南半球版上,这条切线是北纬15度。如此绘制出来的两幅世界地图,完全不切割大陆。尤其是北纬15度切线,几乎在南北美洲之间的最狭窄处穿过,完整保留了南北美洲大陆的形貌。

  “这两条切线仿佛早就在那里等着人去发现,不是这张世界地图描绘了世界,而是世界是按照这张世界地图创造的。”郝晓光坚信,他所绘制的两张“纬线世界地图”加上原来的两张“经线世界地图”共同组合成了地球的全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不需要再有5张或6张的世界地图组合”。

  在单之蔷看来,竖版地图克服了传统地图适合表达东、西半球而不适合表达南、北半球地理关系的缺陷,颠覆了人们惯有的横向地图思维模式,以崭新的视角将世界地理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

  原本位于世界地图边缘的北冰洋被加拿大、美国、俄罗斯、丹麦、 芬兰、瑞典、挪威、冰岛等国簇拥,宛如大型的地中海,地缘位置极为重要。在这张地图上,世界上每一个大陆、大洲,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被完整地呈现,“第一次给地球表面的全体陆地成员拍了一张‘全家福’标准照。”

  在郝晓光眼里,4幅地图全面展现了东西南北各个半球各国之间、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地理关系,“分别以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为中心,也体现了海洋中心的思维方式。”

  “原来可以这样看世界!” 

  “我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与各国的贸易往来迅速增加,同世界的关系愈发密切,这时候更需要国人‘开眼看世界’,拥有开放心态和世界意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室主任张侠说,郝晓光的世界地图恰逢其时,在我国主动融入世界的大趋势下充当了国人看世界的“导航”。

  “为什么容易忽略北冰洋?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国人几百年来只有一张以太平洋为中心、呈现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国家地缘关系的世界地图。”郝晓光说,薄薄的一张世界地图,实际上影响着看图人的“世界观”。

  郝晓光想做的,就是用多元和多角度的方式,全面观照中国与世界的地理关系。

  事实上,自2002年8月《系列世界地图》编制完成后,新版地图的实用性就开始展现,航空航天、科学考察等领域多家单位将其作为科研用图内部使用。

  张侠介绍,2010年,全球智库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专家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看到了郝晓光的世界地图,很惊讶:“原来可以这样看世界!”之后,他们在撰写《中国北极战略评估》时主动联系郝晓光,在报告中使用其编制的地图,展现北极航道与中国的地理关系。

  “在郝晓光的地图上,北极航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形成一个环亚欧大陆的环线。”张侠称,北极航道是指西起西欧,穿过西伯利亚与北冰洋毗邻海域,绕过白令海峡到达中、日、韩等国港口的海上航道,在以往的地图上难以绘出完整的线路。

  2004年我国第二十一次南极科考远洋航行,首次将郝晓光的南半球版世界地图作为指示图,“雪龙号”时任船长袁绍宏将之带到南极,并依据此图完成了南极科考远洋航行的实时航迹跟踪。这也是《系列世界地图》首次被国家级科研项目应用。

  “在传统横版世界地图上,南极中山站、长城站被拉伸变形,原本环南极航行的航线变成‘8’字,而且缺少了考察船绕南极航行的一段关键航段。但在竖版世界地图上,‘雪龙号’经过的关键港口沿航线直观分布,很清楚。”郝晓光说。

  2005年我国首次环球大洋科考也采用南半球版世界地图表达航线,传统世界地图上难以描绘清楚的考察路线,在南半球版的世界地图上形成了一条清晰的闭合曲线。

  另一个例子被郝晓光反复提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开通北京直飞纽约的北极航线时,因为途经北冰洋的航线在传统世界地图上无法准确标注,有关部门采用了郝晓光的北半球版世界地图。在该地图上,北冰洋成为连接亚、欧、北美三大洲的最短航空路径。据测算,经太平洋航线是1.9万公里,而经北冰洋则为1.1万公里,航程相差8000公里。

  “地图的变革,意味着对世界地理的再发现、再认识,一幅好的世界地图,能够培养更加全面的世界观,激发人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催生探索世界的愿望。”郝晓光说。

  姗姗来迟的“准生证” 

  5月17日下午,刚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的郝晓光接到了同事胡小刚的电话,中科院有关部门希望将《系列世界地图》作为今年科普活动重点推介科普作品,请他提供100套地图。

  “郝晓光的地图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但在10年前,谁见着他都躲。”胡小刚说,“那时候的他就像祥林嫂似的,见谁跟谁说世界地图。”

  郝晓光承认这种说法,“换作其他人,可能早就放弃了。”

  “在科学的征途上,伴随着具有创新精神科学家的并不是风和日丽和鸟语花香,而是冷嘲热讽和各种磨难。”在一篇评论科学创新的文章中,郝晓光这样写道。

  胡小刚回忆,竖版地图诞生之时,郝晓光面临多方质疑,有人甚至指责其“对地图科学无知”。

  “是啊,有那么多人从事地图的测绘、设计和制作,怎么能由我这样一个非地图设计制作部门的个人来制作一张新的世界地图呢?”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测绘专业的郝晓光,专业虽与地图搭界,但绘制地图毕竟不是其专长。

  一堵无形的墙,让郝晓光的世界地图“准生证”姗姗来迟。

  “仿佛进入了‘无物之阵’,不知道该怎么办。”郝晓光说,他一次次跑地图出版管理部门,托各种各样的关系说情。

  胡小刚曾跟着郝晓光跑了几次出版社。“都是见面时答应得好好的,后来就没了下文。”他说,尽管新版世界地图早已在相关领域应用,尽管由湖北省测绘局直属地图院制图,但想拿到审图号仍异常困难。

  郝晓光很清醒,新版世界地图的推广,还得迈过人们情感上的微妙反应这道坎。

  “地图作为一种特殊的读物,需要符合人们的观念、文化习惯和传统情感。”郝晓光说,把南半球版世界地图制成竖版,也是尊重国人的认知传统,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祖国版图视作引吭高歌的雄鸡图,“只能站立,不能趴下,更不能倒置”。

  “也有人认为,目前通行的世界地图关乎国家形象,是权威的、标准的和不可变更的。”郝晓光说,认识世界的视角从以中国为中心到以四大洋为中心,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跑出来的“朋友圈” 

  5月18日夜里,郝晓光给记者发来一份学术报告——这是两天后他将在华中师范大学演讲的文本。在他的预想中,这次报告会像之前的上百次类似报告一样:听众大开眼界,听得津津有味。

  自从2013年9月竖版世界地势图在湖南地图出版社面世,请郝晓光去做报告的学校和研究机构越来越多,只要时间允许,他一定会去。“将新版世界地图推到中小学,进到教材里”,正是郝晓光的执着梦想。

  “别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却是他最愿意投入的事情。”胡小刚说,“有股子疯劲儿。”

  持续11年自费研制,500余次跑北京“推销”地图;不是本职工作,没有科研经费,幸好有做生意的姐姐资助。

  “无论去哪儿开会,无论什么人来所里,我见面就送地图,讲新版世界地图的价值,问能不能去对方单位做一场报告。”郝晓光说,累计自费印刷了近10万张地图,用于“推销”。

  他还一次次登门拜访质疑过自己的专家,“什么都谈,天文地理、哲学历史、人情世故,就是不谈需求。”郝晓光有自己的道理,“别人看你不是来求助的,就能放松心情跟你交朋友。”但每次上门,郝晓光还是不忘带上竖版地图,“让专家们了解我们的作品,才有可能爱上这个作品。”

  单之蔷就是这样“被爱上”这张竖版世界地图的。郝晓光去北京找单之蔷,从不打电话预约,而是直奔其办公室。不常在办公室的单之蔷纳闷:“为什么你每次都不落空?”郝晓光直言:“我见到你的概率是1/20,见不到我下次再来。”这样算来,郝晓光找过单之蔷不下百次。

  相熟相知之后,单之蔷多次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撰文推介竖版世界地图。不少当年质疑过的专家,也在郝晓光一次次的“交友拜访”之后,成了《系列世界地图》的“粉丝”。

  新版世界地图的宣传团队逐渐壮大,国家测绘局的专家在国际学术报告会上把郝晓光的成果介绍给世界同行,海洋、航空等部门的用户也成了他的“义务宣传员”。

  2013年,湖南地图出版社前来联系出版事宜的那一天,久怀平常心的郝晓光还是喜不自禁。

  湖南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佘世建说,海南省三沙市成立后,社里筹划出版竖版地图,将南海诸岛和中国大陆同比例展示。作为配合,他们考虑将竖版世界地图纳入出版计划。

  等待确实漫长,但郝晓光安慰自己,“很多创新作品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被人们认可接受,而我才等了11年,已经很幸运了。”

  “做过很多次这样的报告了,为什么这次还要准备到深夜?”看着郝晓光发来的报告文稿,记者问他。

  “这次是华中师范大学,面对的是‘准教师’啊,兄弟!”深夜时分,电话那头的声音出乎意料的高亢。

  《人民日报》( 2016年05月20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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